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八 ）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编译系统的带头人当时都是年轻人，有总参的杨奇、计算所的董韫美和仲萃豪、南京大学的徐家福、国防科技大学的陈火旺。中国操作系统的带头人当时也都是年轻人，有北京大学的杨芙清、南京大学大孙仲秀。软件正确性设计（容易推广到硬件正确性设计）是近 20 多年国际上所十分关注的具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理论价值的重大问题，中国领军人何积丰院士、周巢尘院士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佼佼者。中国半个世纪电子数字计算机事业的领路人是在两位共和国功勋科学家华罗庚和钱三强关注下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 50 年前是十多名从相邻领域转过来的 30 至 40 多岁的中青年带头人，和五六十名受专业教育的 20 多岁的青年骨干，还有一二十名当时尚未出世的后起之秀。

本连载列举的只是上述杰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连载之中涉及与北京大学有关的人：当年（ 1954 ）北京大学的教授如下

徐献瑜: 第一个计算数学 (含软件) 训练班班主任, 计算机科学院士多出于此 (但自己不是).
董铁宝: 中国第一个使用计算机的人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张世龙: 中国最早的计算机总体设计师之一
胡世华: 中国理论计算机科学第一人, 数理逻辑大师

连载之中涉及与北京大学有关的人：当年（1954）北京大学的学生如下

高庆狮: 中国最优秀的计算机总体设计师
王选: 当代毕升
杨芙清: 中国操作系统第一人
钟萃豪: 中国第一个编译系统主设计师
周巢尘: 世界著名理论计算机科学家, 联合国软件所所长
沈绪榜: 军工专用计算机专家
许卓群: 第一届计算数学 (含软件) 训练班第一名
张兴华: 中国第一台百万次机 (北大150) 负责人

李国杰: 曙光系列机主持人
祝明发: 曙光系列机/联想深腾系列机总设计师
孙凝晖: 曙光 4000A 总设计师, 文革后毕业生中骄骄者

等等，不可能能够一一列举，当是举例说明，好不了？

“招商引资” 系列之二

区位优势

位于山东省南部，北枕巍巍泰山，南纳泱泱微山湖。海运近港有青岛、日照、连云港。北京－上海、北京－香港、日照－郑州铁路，北京－上海高速铁路纵贯东西南北。北京－上海、北京－福州、日照－郑州、济南－徐州高速公路交汇成网。千年古道—京杭大运河纵穿市区。经济强市、文化名市、组群结构大城市、山东省三大区域经济中心之一。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中原经济圈、山东半岛经济圈中心位置。

基础设施

供电：全市电力装机容量810万千瓦，年发电量345亿千瓦时，高新区建有220KV变电站1座、110KV变电站5座。

自来水：地处山东省三大地下水富集区之一，自来水取自深层地下水；区内建有日供水10万吨水厂2座、20万吨水厂1座。

供汽：天然气普及率100%，天然气热值在9000大卡以上。

供热：采用集中供热方式，区内建有热电厂3座，装机容量22万千瓦，供热规模为 320吨/小时。

污水处理：采用雨污分流制，区内污水全部实行集中处理和达标排放，污水处理能力平均每日6万吨。

电信：可提供国际直拨长途电话、全球互联漫游移动电话、无线寻呼、国内外主要城市电视和电话会议、传真通信、ISDN、LAN、ADSL等公用数据网络业务以及DDN数字数据处理等业务。

邮政：有专门邮政企业和中外速递公司，可提供快捷的邮政信函与速递服务。

防火救灾：拥有专门对化工、电子等灾害事故进行处理和救助的机构和设备，并建有严密的治安管理和报警系统，技防监控实现了全覆盖。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七 ）

1974年，康鹏提出把晶体三极管的发射极 (E)、基极 (B)、集电极 (C) 利用起来完成两或三个逻辑功能的理论，简称 “E·B·C” 理论。该理论运用于小规模集成电路制造工艺，而能完成中规模集成电路功能的效果。上海 8331 厂使用康鹏的发明生产出 “同等集成度、功能近倍增” 的 SS-1 组件系列，被应用到由康鹏研制、5339 厂生 产、安装在向阳红 10 号导航船、远望 1 号和远望 2 号测量船上的三台 DG-1 多功能机中。随船进行遥控、遥测、与卫星导航，并在 1980 年 的 580 南太平洋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中起作用。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对 “远望 1 号” 高性能计算机研制时，周兴铭负责了感控分机的项目，于1978 年 10 月，该台百万次计算机顺利通过测试，装配在 “远望1号” 测量船上。随后，国家决定由国防科大研制 “银河” 亿次巨型机，总指挥是慈云桂，周兴铭为该主机研制的负责人。1983 年，“银河一I” 面世；接踵而至，周兴铭受命利用 “银河” 亿次机开发高速运算“仿真机”；于 1985 年，周兴铭和他的战友们告成。自 1987 年起，拉开了 “银河一Ⅱ” 10 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研制的帷幕，周兴铭提出为 “银河—Ⅱ” 装备四个“中央处理器”。1992 年 11 月 19 日，“银河—Ⅱ” 10 亿次巨型计算机通过国家鉴定，填补了中国面向大型科学工程计算，和面向大规模数据处理的，并行巨型计算机之空白。 此外，上个世纪 90 年代，金怡濂被任命为“神威” 机研制的总设计师，他把 “神威” 机的峰值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 3840 亿次浮点。

“吃不着的葡萄： 酸的！” ...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会与它相混淆哦 ...

“德语影片 “英俊少年” 里的男主角扮演者是个出生于荷兰的人， 除了在中国脍炙人口的 “小小少年” 之外，他还有一首 “Letzte Rose in unser'm Garten”， 不要把它和另一首中国人熟悉的 “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相混淆。为此，贴上其歌词如下：

Singer: Heintje
Song Title: Letzte Rose in unser'm Garten

Geh' Deinen Weg
in das Leben hinein.

Geh' Deinen Weg
jeder geht ihn ganz allein.

Geh' Deinen Weg
such Dir irgendwo Dein Glｕck.

Und wenn auch das Leben Dir nicht immer Freude schenkt,
es gibt ein Herz das in der Ferne jede Stunde an Dich denkt.

Aus Kindern werden Leute,
ja so wird es immer sein.
An einem Tag wie heute
wird Dein Elternhaus zu klein.
An der Tｕr da steht dann Mutter,
hält noch einmal Deine Hand
und sagt "Viel Glｕck mein Junge",
"Viel Glｕck im fremden Land".

Geh Deinen Weg
in das Leben hinein.

Geh Deinen Weg
jeder geht ihn ganz allein.

Geh Deinen Weg
such Dir irgendwo Dein Glｕck.

Und wenn auch das Leben Dir nicht immer Freude schenkt,
es gibt ein Herz das in der Ferne jede Stunde an Dich denkt.

Geh Deinen Weg
in das Leben hinein.

Geh Deinen Weg
jeder geht ihn ganz allein.

Geh Deinen Weg
such Dir irgendwo Dein Glｕck.

Und wenn auch das Leben Dir nicht immer Freude schenkt,
es gibt ein Herz das in der Ferne jede Stunde an Dich denkt.

德语歌， 中文名由您来猜， 不难的， 加油哦！ 好不啦？”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六 ）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国自力更生，对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事业，全部国产化。这些成绩是与林兰英、王守武、王守觉和徐元森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半导体所、上海冶金所和109 厂分不开，即：与他们的研究及开发工作紧密相连。中科院半导体所和109 厂是由（以钱三强为领军的）中科院物理所独立出来的。对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历史）贡献，中科院物理所功不可没。

1973 年 3 月，中国仍在研制 200 万至 500 万次的计算机，这样的运算速度不能满足中国对飞行体设计之计算流体力学的需要。国防科委（其副主任有钱学森等）要求中科院计算所开始研制运算速度为一亿次的高性能巨型机，且建议考虑并行计算的道路（即：并行机）；期望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内，或 80 年代内研制出十亿次和百亿次的高性能巨型机。1973 年 5 月，中科院计算所拿出了研制巨型机的可行性方案及其模型机（ 757 机）方案，模型机 757 向量计算机 1984 年才投入使用；对于全部国产化的一亿次高性能巨型机，其集成电路芯片，于 1979 年研制投片成功。之后，国防科委将巨型机的研制转往国防科大。此外，顺便提一下，1975 年，441-C 高炮指挥仪通过中央军委常规兵器领导小组鉴定。

托塞里小夜曲 (Serenata By Enrico Toselli)

http://metc.gdut.edu.cn/music/MU/Serenade/tuosailixiaoyeqv.mp3

托赛里最知名的作品小夜曲 《悔恨》 (Serenata, Rimpianto), 也被称为 《悲叹小夜曲》 或 《托赛里小夜曲》。 传说即是因他不幸的爱情而作。

“托塞里小夜曲“ 这首常用于小提琴独奏的乐曲， 原是意大利作曲家托塞里最著名的声乐曲。 这是一首哀叹失恋的优美歌曲， 缓慢、 轻柔的旋律中流露着一丝苦恼之情。

歌词大意为：

“快乐的幻影像金色的梦，
占据我的心灵，
难忘往日的款款深情。

我依然看见你那迷人的眼睛，
依然听见你那令人忘忧解愁的笑声。

可是一切都已成梦，
我的爱永远不再归来!
可知青春年华逝去不复返，
没有你的爱，
我怎能延续此生!
莫再逗留，
岁月不停，
你好比是我的灵魂，
失去你就是失掉我的心。

啊!
你是我的天上明星，
归来吧，
照耀我前程。”

Dreams and memories are all that you've left me
Only lonely thoughts about the one I worship and adore
Dreams and memories are what I must live with
Sad remembering of golden moments that exist no more

Lovin' arms to hold me tight and your lips to kiss goodnight
A love that seemed " Oh so right!" and yet, somehow, went wrong

Dreams and memories, the moonlight on your hair, songs that we sang
That feeling we shared whenever a church bell rang
Oh, the memories and dreams of you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I'll keep on praying you come back to me
To me . . . to me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五 ）

1975年，阎沛霖充实中科院计算所所内计算数学研究室的技术力量，并使之分离出来，成为我国首家计算中心，即：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 1977年，阎沛霖调任国家科委一局局长，兼管国家发展计算机事业的有关工作。后来， 从计算所陆续分离出中科院微电子学研究所、软件所和网络中心等多个研究机构，以及联想、曙光等高技术企业。

阎沛霖主持下的中科院计算所之成果如下：

1958年，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3机诞生；
1959年，中国第一台大型通 用电子计算机104机通过验收；
1960年，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小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机研制成功；
1964年4月，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119电子管计算机研制成功；
1965年6月，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晶体管数字计算机109乙机，通过国家 鉴定；
1971年，研制成功的111型数字计算机，它是中国第一批集成电路计算机，将中国计算机技术推向第三代；
1976年，中国首次采用电流开关逻辑电路于013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且在中科院计算所研制成功；
1973年提出可行性方案，1983年通过国家鉴定的，中国第一台大型向量计算机（757计算机）。

“招商引资” 系列之一

（2007）山东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点对外合作项目推介
（俗称“招商引资”，如需查找更多信息：www.jnhn.gov.cn）

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吴泰闸路116号
电话：+86-537-2363121 /2363127
邮编：272023
传真：+86-537-2363031

济宁概览

济宁位于山东省南部，面积1.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810万，下辖曲阜市、邹城市、兖州市、微山县、梁山县等12个县市区，山东省重点规划发展的核心城市之一。今日的济宁正在大力实施新型工业化、城市化、教育优先、生态济宁和区域协调发展五大战略，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外向合作、金融物流、人力资源、发展环境五大区域竞争力支撑体系，努力建设产业发达、城乡秀美、文化繁荣、民生殷实、社会和谐的新济宁。

新区概况

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建于1991年，地处济宁城区东部，面积169平方公里，人口14.6万。建有国家级创业中心、国家级留学生创业园、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以及国家级生物技术产业基地、工程机械产业基地和纺织新材料产业基地，是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园区。目前，在区内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10余家，工业企业1000多家，形成以机械制造及汽车配部件、生物技术、纺织服装、煤化工、电子技术及新材料等特色产业，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新型产业的聚集区、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区、体制创新的试验区、现代工业园的样板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区，综合投资环境评价在国内名列前茅。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四 ）

罗沛霖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工业管理局及总局副总工程师，且兼任科研处处长和科技处处长。1963年，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成立，罗沛霖转任科技司副司长。 1964年，罗沛霖等考察古巴电子和自动化行业。文化大革命中，罗沛霖受隔离审查。1969年7月，他被下放到河南叶县干校劳动。1972年，罗沛霖重返电子工业部，出任科技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于1973年1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代号 7301 会议）；在‘7301会议’后，即1973 至 1975 年期间，罗沛霖（具体）组织和指导了中国最早的通用计算机系列DJS100 系列和 DJS200 系列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虽然中国自行设计研制了多种型号的计算机，但运算速度一直未能突破百万次大关。直到 1973 年，北京大学（由张世龙培养的包括许卓群、张新华在内的骨干们）与“738厂”（孙强南、陈华林等骨干们）联合研制150机问世，该机使用集成电路，通用浮点48二进制位，每秒1百万次，使中国开始拥有了（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百万次” 集成电路计算机；同时，150机是中国第一台配有“多道” 程序，和拥有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 。

北大150机操作系统是由北京大学教授杨芙清领衔研制，该系统是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对比之下，国防科大的百万次（‘远望1号’）是在其五年之后的 1978 年。1932 年，杨芙清出生在江苏无锡。1951 年从无锡第一女子中学，杨芙清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后转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 年1月，作为软件研究生，杨芙清被派往苏联留学。毕业时，她独立设计的分析程序被西方杂志社称为“是程序自动化早期的优秀工作”。1962 年，她以中国专家的身份前往莫斯科杜布纳联合核子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工作。20 世纪 70 年代初，杨芙清接受了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任务。在 “一无资料，二无配套设备，三无经验” 的条件下， 杨芙清和从事集成电路研究的爱人王阳元同赴200号基地。为了与150机硬件研制同步，杨芙清所在的研制组背着资料，到大庆油田的108乙机上调试150机的操作系统。为了使调试中的问题能及时思索、推理和解决，他们硬是把庞大复杂的程序和数据都装进脑子里。仅用23天，百万次多道运行操作系统被调试成功，是中国自主开发的第一个规模大、功能强、支持多道运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此外，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杨芙清又主持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个全部用“高级语言” 书写的操作系统（DJS240机操作系统）DJS200/XT2。总之，1973 年8月26日，北京大学与 738 厂联合研制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150 机及其系统问世。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三 ）

1967年，蒋士騛领衔（含骨干沈亚城、梁吟藻等）自行设计的109丙机交付使用，专为中国“两弹一星” 工程服务；例如，该机有一台安装在二机部，供研究核弹用；该机另一台安装在七机部，供研究火箭用。109丙机可靠性好，使用期长达15年，被誉为“功勋计算机”。在该机上，出现了后来称之为“操作系统”的雏形；即：它是中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和管理程序的计算机，而在它上面建立的“管理程序”也是第一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

441-B 机是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是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自主研发制造。康鹏教授，是441-B的技术负责人。康鹏在1962年发明低功耗、强逻辑的晶体管数字电路，还发明了消除信号竞争抢道的隔离阻塞逻辑设计技术，且发明了对晶体管参数要求极低、抗干扰能力极高的推拉触发器。在慈云桂教授带领下，采用康鹏发明的隔离阻塞推拉电路，解决了计算机稳定运行的问题。1966年，康鹏接受研制全自动高炮指挥仪的任务。1968年，康鹏率领一帮年轻人终于完成了由相距60米的 441-B 与 441-C 联机实现“实时” 数字仿真系统；该系统比美国于1978 年完成的实时数字仿真系统 AD-10 还早10 年。同年（1966），研制组对441-C“专用机” 进行改造，研制成“车载”式 441-C 通用机，并用该机实现了和 441-B 与 441-C 专用机之间的三机联机，且使用了实时数字仿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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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二 ）

1964年4月，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吴几康、范新弼领导下，自行设计的119机，通用浮点44（二进制）位，每秒5万次，交付使用。这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管大型通用计算机，也是世界上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即便如此，还不能说明中国水平高，因为那时美国等已经转入晶体管计算机时代。119机的速度是104机的5倍，主存容量大8倍。该机承担了研制中国第一颗氢弹的有关计算任务，和全国首次大油田实际资料动态预报的计算任务。这台计算机，从总体设计到整机系统的研制，都是由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1965年，阎沛霖从中科院计算所所内抽出半导体厚薄膜组件研究室，且调入一批计算机专业人才，建立直属中科院的“156工程处”，专门从事使计算机微小型化的研究工作。1966年秋，“156工程处” 研制出中国首台基于厚薄膜电路的原型“弹载”计算机。不久，“156工程处” 被改建成隶属于第七机械工业部的陕西（临潼）微电子学研究所（又称 771研究所）。

同是1965年，在董蕴美带领下，自行设计“实用” 编译系统（Algol型），在119机上成功建立，且交付使用；后来，移植到109丙机上。此外，一样的1965年，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蒋士騛领导下，自行设计的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浮点32（二进制）位，每秒6万次，交付使用。119机的外围设备线路归范新弼负责，他还是外部设备插件组组长；且参与调机，任值班长。此前，范新弼是中国早期计算机磁芯存储器之研制者，一直做到1964年才交班；从此，他进入了计算机领域。还是1965年，中国科学院集中一批科技人员，他们来自计算所、物理所、电子所和应用化学所等单位的，承担研制“微型” 空间计算机的攻关项目（即：前面提过的“156工程处”）。吴几康负责该项目之中的电路设计与试制工作。1966年8月，吴几康负责研制成中国首台“集成电路” 的微型“空间”计算机，即：东风5号的雏型，此机为历次航天运载工具的发射，打下成功之基础。

里根与兵马俑 （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七）

1981年7月10日，美国影响力大且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 “没有脊梁骨的外交” 社论，骂美国政府对中国阿谀奉承，要求里根支持台湾 “自由中国”反对北京的 “红色中国”。当晚我起草了一篇 “《华尔街日报》的脊梁骨有多硬！” 予以驳斥。我的结语是：谁要在台湾问题上不尊重中国的主权，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甚至动手动脚，那么，请他记住：十亿中国人民是不会任人欺凌的。《华尔街日报》不肯善罢甘休，1981年10月15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 “中国人的幻想”。我立即回敬一篇 “《华尔街日报》的幻想”。《华尔街日报》又发表了一篇 “一鸟在手”，把台湾比作美国的一只 “鸟”，敦促美国不要放掉台湾这个 “可靠的盟友”。我亦当仁不让，回了一篇 “《华尔街日报》旧病复发” 驳斥。如此一来一往，引起美国有关各界的关注。《亚洲华尔街日报》于1981年7月15日头版头条用半个版面将《华尔街日报》的 “没有脊梁骨的外交” 和新华社发的 “《华尔街日报》的脊梁骨有多硬！” 同时刊载，且附加一个编者按：“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用了冷战语言，诸如冀望里根增加对台湾的援助与支持。由此引起中国新华通讯社迅速而带感情的回应，其作者应是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彭迪。本报现将《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的驳文同时刊载。” 如此处理对中国关系在美国报纸上尚属首次，足见美国舆论界对此事的关注。估计是因此，《华尔街日报》副总编辑利普斯基先后给我寄来两封信，邀请我和钱行共进午餐。届时，在《华尔街日报》大楼内用餐，觉得彼此客客气气，对比媒体上的火药味，可说是彬彬有礼；总之，气氛还算融洽，虽然各自不得不捍卫各自的利益与原则。此后，在涉及中国时，《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客观许多。

1984年4月，里根总统访问中国。行前，我向白宫新闻官提出采访总统的要求，且如愿。采访时，里根总统热情，握手之后，在其身旁的椅子就座；忽然，觉得那沙发椅眼熟，似乎当年邓小平访白宫时，曾经坐过一把类似的椅子与卡特总统面谈。 我开始向总统先生发问：“您是否认定台湾是美国不可或缺的盟友？” 总统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们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我们与台湾之关系属非官方性质。” 我接着问：“即将去中国访问，您想象中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 总统笑了笑道：“您的这个问题可以去问问我的妻子南希，她关注中国，喜欢中国，与南希比起来，我还得多做些准备工作。” 说罢，哈哈一笑！里根访问中国之后，对中国之印象良好。曾听说过一个例子，非洲某国家元首访美，到白宫访问，预设会面时间是半个小时，里根却用其中的20分钟，详细地描述他在中国访问时见过的兵马俑，还不时地发出感叹：“中国真是个文化大国，了不起呀！” 1984年8月，我接到总社的指示，而启程回国，隔着舷窗，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这几年在美国的风风雨雨，预感不可能再返回美国，但会继续关注中美关系发展的动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维护中美关系。（连载完）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一 ）

1960年4月，由夏培肃负责研制的107计算机成功运行，该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和研制的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字长32位，内存容量为1024字节，有加减乘除等16条指令。107机共有两台，一台安装在火炮研究所用于弹道计算，一台在中国科技大学用于研究计算。此外，工程院院士、计算所所长李国杰，计算机体系首席科学家韩承德，“龙芯一号” CPU芯片的主要研 制人、年轻科学家胡伟武均是夏培肃的得意门生。

1961年，由钟萃豪、董蕴美领导的，在104机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 且试验成功（Fortran型）。在完成“北京一号”之后，张世龙带领包括王选和许卓群在内的北大师生，立即投入到北大自行设计“红旗” 的研制工作中。当时设定的目标比前苏联专家帮助研制的104机还高（即：通用浮点48二进制位，每秒1万次）。1962年，“红旗”机开始试算成功，但由于搬迁和“文革”的干扰，搬迁后未能恢复和继续运算。

误会与不满 （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六 ）

新华分社办公室有消息，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国际中心主任雷·克莱因在新加坡作报告，称中国应 “恢复文明的行为准则” 和 “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称台湾是美国的 “盟国”，在台湾问题上指责北京 “公然干涉美国的内政”。似乎此人有来头，其讲话影响美国之视听与国策。(1980年) 11月29日，我赶写了一篇评论，指出 “堂堂美国战略家竟然弄不清谁干涉了谁的内政”， “似乎把人们带到了弱肉强食的时代”， “实在使美国丢丑”。 文章由总社给发，迅速引起反响。 美国一些大报纸转载，如：《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旧金山纪事报》，大多援引发表的原话。《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给我打电话：“看了你写的文章，一口气读完了！祝贺你！你一来就出名了！” 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发出通报，指出克莱因说的话不代表里根政府，并告诫白宫的顾问不得在外边胡说。克莱因本来可以当大官，但捅了这个娄子，官也丢了。很快，艾伦专门派人来核实，问我是否看到了他们的通报，声明不想引起中国的误会。

1981年，美国新闻处组织了一次访问美国海、陆、空军基地的记者团，我被邀请参加。我们一行不仅观看美国的多种军事装备和演习，且登上军舰和飞机，与许多军官、士兵交谈。里根正式上台后，还是出现逆转。试举一例，因听说台湾高级代表蒋彦士收到请帖预计会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贵宾席上有出现 “两个中国” 的状况，焦急之下，找了与里根班子根底不浅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他是我往来较多的一个朋友。我对他说：“该问题严重，它有可能破坏中美关系之根基，会引发难以预测的局面。” 当天晚上，他告诉我：“该问题已妥善处理，无需忧虑。” 届时，在就职典礼上，在华盛顿的蒋彦士 “称病住院”，缺席典礼。美国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向我走来，悄悄地问：“看到蒋彦士了吗？” 自里根上台，虽然中美关系紧张，但还算平稳。不过，美国新闻媒体仍有指责诋毁中国之事出现，大多是对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不满。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 ）

1958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张世龙领导下，包括王选（当时还是学生）在内的北大师生与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研制了数字电子计算机“北京一号”，并交付空军使用。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到北京大学北阁“北京一号”机房参观了该台机器。同一时期（1958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在计算机系（‘哈军工’解散后成为‘国防科大’一部分）慈云桂教授和海军系柳克俊的领导下，与海军合作自行设计的“901” 计算机交付海军使用。在901机之后，在哈军工海军系康继昌的领导下，与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的“东风113” 空军“机载”计算机交付空军使用。随后，1961年，柳克俊领衔研制的国产晶体管军用计算机，交付海军使用。另一方面，1958年9月8日，慈云桂所带领的研究小组，研制成功（代号901的）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每秒2千次。1962年，慈云桂的弟子周兴铭，研制成功用于鱼雷快艇上的，数字式指挥仪，即：901晶体管计算机样机。1964年，该小组自行设计晶体管计算机441B机（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8千次），且研制成功，骨干有康鹏等人。1965年，441B机改进为每秒2万次。

1958年5月，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 有了第一个正式设计任务，即：为国防部门的导弹防御系统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该设计工作由北大张世龙和第二任小组负责人（余承宣）加上六名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其中有周巢尘、沈绪榜等）来完成。此后，当年的这六位学生，他们之中先后有三位从不同单位被选为中科院院士，其专业含括不同领域，比如：软件、航天、系统结构。

小悟有三

余闻处寂则聪，居暗自明。曲繁多噪，显至匪察。是故急功建业，善言常充耳不闻。闲来无求，情理皆举目共洽。

余闻浊富之人，多有惮忌。清贫之士，常系情丝。是故珠被锦帐，覆子午惊梦。糠枕芦席，托长夜孤思。

余闻鸿雁迁飞，偶遭风暴而折翅。麋鹿逐雨，竞入湍流而轻生。是故陋室残扉家中，总生忠耿之烈。草茎杂木园里，遍藏孝恪之魂。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很久没有到这里浏览了。
谢谢孙踊有心找到了这篇文章。尤其有关家父的一些报道，虽然已知，但仍觉感动。

文章中提及的北大数学系董铁宝先生，家居燕东园，与我家距离不足百米。
董先生有两子，次子比我年长几岁。文革初无事，他常常带着我们玩儿，也听过董先生珍藏的古典音乐唱片。
不辛的是董先生文革开始不久即离开人世。家父为此痛心不已，但当时自身难保，已经没有任何说话的份儿了。

董家儿子因是在美国出生，70年代末即赴美。现在也不知定居在何处？

转眼之间，世事纷扰，一晃40年去亦。

补遗 （ “私人试验室爆炸造成多人伤亡” ）

洋教头的口头禅：“Why speaks the bloody obvious？”

当年，端着“铁饭碗”作专利局书记小职员的爱因斯坦，不务正业，用花粉在一盆水里的（现今被称作）“布朗运动”的现象，试图揭示现代物理学的高深理论，投稿著名的欧洲物理学刊物，无人能读得懂今儿物理天才的大作，编辑部里的办事员只好请教欧洲的物理权威，该权威不愧是能赏识“千里马”的“伯乐”，立刻找来欧洲的数学权威给其仅作文字符号上的韵（润）色而给予发表。

忽然之间，现代物理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只是日本人在二战结束时，受了点委屈。美国人不甘落后，用重金挖走世界物理学界的新泰斗，养在其最高学府，配其予最精良的数学家队伍，可惜泰斗不争气，水土不服，没（再）有佳作问世。

无怪乎，一波兰人（女博士后）教导新加盟的（博士）教职员：你的博士论文之功劳，不能算是你的，而应该算是你的博导；你是否真有本事，得看你得博士之后，懂吗？

“短平快” 与私人试验室 （ 集6 ）

“本人欲筹建一私人试验室！需要点资金，仅利用私人业余时间与节假日等，赚点小钱，本人学的是有机合成。” 在一家化学专业网吧里，类似的帖子层出不穷。“某些试验成果，比如 IT、物理电路、化学等领域的试验成果，能够带来短期内的经济变现。” 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在读” 研究生赵蕾对《新世纪周刊》如是说，且经常耳闻有人私下设试验室，做些“短平快”的试验，将试验成果销售给一些小厂，助其研发新的化工产品。“这些私人试验室，规模不大，常常缺乏严格的选址，也缺乏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隐患很大。” 北京化工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指出；比如，很多在读研究生、博士生，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和实验技能，为了加入向钱看的浪潮，他们不满足在学校实验室进行“纯” 学术性的实验操作，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设立自己的私人试验室。那教师还指出，目前，中国类似的现象普遍，问题接踵而来。“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都有严格的监管，设立时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包括对实验室安全设备、硬件能力和实验员操作水平以及紧急避险能力的测试，而这些，在私人试验室那里，几乎难以兑现”。 “私人建试验室，无论哪个领域，其便捷的办法是通过网络相关论坛、QQ 群来彼此联系，购买或交换试验器材。另一方面， 试验室选址常常选用普通民房，一旦出事，必是惨剧；化学试验室是存在有爆炸可能的，且强酸也属危险化学品。” 北京大学一位要求匿名的化学 讲师对《新世纪周刊》坦言。“有些私人试验室与有关厂家之关系存在问题，厂家是利益诉求第一，催促早出成果，顾不上督促私人试验室的安全防范工作。有些厂子，在与私人试验室签合同时，也忽略了在可能发生安全事故时其责任认定与承担。” 那个化学讲师不得不提醒道。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研究专业的王姓老师则说，私人试验室散落各处，要想真正监管，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城市管理的多个部门来协同合作。现在，无辜受害者程氏一家人想找到房东郁某。“我们不会去找李博士，他的家穷，我们只好找房东索赔。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房东把房子出租给他人做那该死的试验室，我们家一老一小是不会丧命的，我二弟也不会受重伤。” 而在神志清醒时，李某会对日夜服侍在旁的哥哥说：“我只想活下去。”

（完）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十九 ）

（附补4：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是二机部负责，而对导弹的研制是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负责。中科院为了落实 “两弹一星” 的研制任务，分为两个口：其一，是计划局，承担管理不属国防任务的单位；其二，是新技术局，承担管理国防任务的单位。参加 “两弹一星” 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中科院科研人员的2／3。钱学森任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以后，迅速聚集好多优秀科学家。在中关村建起力学所大楼。因为空气动力学需要做风洞试验，中央拨出500吨钢板供力学所建风洞。当时，陈赓大将担任哈军工院长，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关于导弹问题。钱学森说：“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该建议送到中央以后，周总理很重视。当即，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周总理让钱邀请在京的几位元帅，对钱搞导弹的建议进行讨论。周总理请元帅们提意见，所有参加讨论的元帅都赞成。很快，中央决定要搞导弹。之后，在国防部下成立第五院，把钱调去当国防部五院院长。另，组织工作由总参通讯部部长王诤同志（副院长）和刘有光（政委）负责。

因中央决定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研制导弹，且从各方面调人，主要是从科学院调，许多重要研制任务仍要科学院来承担。当时，导弹研制是按照中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办。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另一方面，立脚点还是自己干。那时，搞导弹是以五院为主负责研制，他们建立了若干相应的研制机构；当时，张劲夫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中科院参与五院搞；另一方面，科学院自己也搞；科学院搞探路工作，先走一步，为五院服务；该建议聂帅同意了。科学院才开始搞导弹研究，因为（当时）人才主要的是在科学院，除了被调走的（一些骨干）去了五院的以外，科学院有许多研究所，综合能力应当是不错的。因此，决定搞导弹是两条腿：一个是五院，那是主管部门干预下专门设立的机构，国家大力支持；一个是科学院，搞研究，搞探索工作，是其试验基地。）

观察卡特及其他 （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五 ）

白宫的两任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成为好友。另外，国务院重要官员沃尔福威茨，还有威信高的议员亨利·杰克逊，成为经常互邀到家里做客的对象。每次人数不多，在一起谈得深入、透彻。

有一次，布热津斯基在分社的客厅里，悄悄对说：“你知道吗？在中美建交这个问题上，我是费尽了心思。当时在美国是有不少人反对。我用了点诀窍：在某一种情况下投票是不需要议会通过的，不经过投票由总统就决定了。” 说完他哈哈大笑。

1980年，美国有一次会议，讨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我作为记者旁听，杰克逊极力争取，决议终于通过。杰克逊竟然高兴地站起来向朝着我的方向挥手，他脸上的兴奋劲，让我深受感动。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与我的夫人钱行更是深交，如一家里的姐妹。去她家做客参加大型酒会，除了邀请我们，还有参议员、政界要员，且介绍与我们认识、交谈。通过诸如此类的社交活动，渐渐地觉得我们进入了美国的政治圈，感觉这类社交活动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

由于中美刚建交，觉得卡特总统对中国记者的工作十分重视与支持，给我们的工作提供许多便利，比如，我感到去白宫采访所受的待遇，与其他美国记者相同；具体地说，参加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举行的吹风会，随卡特总统的专机出访等等。我觉得可随时与白宫新闻官接触、交谈或共同进餐。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尚未就职。我感觉到美国的顾问们认为扭转尼克松对华政策时机已到。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十八 ）

对于104机研发的两套班子来说，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金怡濂和高兆庆。金怡濂院士早年被选派赴苏学习计算机技术，回国后参加104机的研制。之后，他提出双机并行的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案，首次在中国大型计算机系统中采用双机并行处理技术，且获成功。据高兆庆回忆，1957年10月，二机部十局科技处处长王正找到738厂（总工程师）高兆庆，说：“要搞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运算弹道火箭，有没有兴趣？” 为此，高兆庆翻阅（大量）国外资料，发现1956年日本富士通集团生产，日本第一台计算机，理应出自其“交换机” 厂。深受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而如法炮制。究其根源，是日制计算机与交换机之生产工艺相当相近而已。

阎沛霖着手仿制苏联的M-3和БЗСＭ计算机，通过通力合作，先后于 1958年和1959年成功地制成了全部基于电子管的我国第一台103“小型” 通用数字计算机，和第一台104“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从1959年开始，阎沛霖主持中科院计算所。夏培肃在1956年初步完成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１０３机）的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同时还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1957年，中科院计算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20世纪50至70年代，该组承担具有代表性的计算机之系统结构设计任务；比如，119机、109乙机、109丙机、757机、717机，等等；该组成员多数由年轻的数学专业毕业生组成，第一任小组负责人是国际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

楼上的 “试 （实） 验室” （集5）

2007年11月，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博士生”李某看中了那么一块地方；或许，是一个适宜开 “化工试验室” 的地方：偏远、人口相对少，且房租便宜。卢某和李某是大学本科的同班同学，学的是 “化学工程” 。李的老家在安徽潜山县，自小丧父。母亲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大哥因贫还没对象，李从小学习刻苦，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卢的老家在山东，父母老弱，她和弟弟大学毕业后家无余钱，且弟弟的大学费用还是借来的。2000年毕业后，李高分考取南京理工大学的公费硕士生，改修“应用化学”，主攻“药物中间体”方向。2003年，李“硕士”毕业，而进入丽珠集团在常州的康丽制药有限公司。2005年春，他考取南京理工大学的公费“博士”研究生，仍主攻“药物中间体”。读博期间，李某想改变贫窘的念头强烈，于是，李决定开那间 “私人试验室” 。

试验室爆炸那晚，李正和一位助手在做试验。李的项目是 “药物中间体”。其试验室，是一个化工小作坊：买来酸、碱、有机溶剂等原料，制成“药物中间体”，再转卖给一些制药厂。据了解，99%的 “药物中间体” 卖给医用的西药厂，1%卖给农药厂。“最关键的是其中的技术。” 一位曾辅助李做试验的助手、硕士丁某对《新世纪周刊》说。利润丰厚，“一般成本几百块钱吧，能卖到几千元”。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产量小，扣除人工成本、报税等，就赚不了多少钱啦。

有了试验室，李注册了一名为“南京杂环精细化工科技” 的公司。其公司便于李接订单，也便于其采购原料。据警方称，李涉嫌 “超范围经营”。“起初，劝他别搞，风险太大，找个安稳一点的工作，” 卢说，她所关心的 “风险” 即是资金：“启动资金近10万元，借了那么多钱。” “好闯” 的李没听妻子的劝告。5岁的女儿上幼儿园，转眼要读小学，妻子在一家小公司上班，月薪1000多元。也别想指望家里其他成员能够帮忙，因其哥哥贫困且至今单身，以及年迈的母亲。其实，哥哥和母亲还得靠他来生活，主要收入是他读博期间的各种补助费以及妻子的工资。“他性子急，干起事情来风风火火”，李的亲人这么评价他。

更让妻子担心的，则是李的健康。去年7月以来，李每次从试验室回家，带回一股浓重的化学品的味道。“衣服洗完后水是绿的”。国庆节前后，李和助手丁某的手开始肿大，上面布满了水疱。附近的一位菜农说，她种的菜还没长好就发黄死掉了；其他邻居也附和：“三楼的窗子里常飘来刺鼻的味道” 试验室附近还有一居民刚从医院做完手术回家疗养，对刺鼻的味道不适应，多次找李，要求他停止试验活动。“这么搞化学品，迟早会出乱子的。” 该居民提醒李某道。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十七 ）

（附补3：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

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叫581任务。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1958年发展到12处。

581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有赵九章。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常参加581组会议的有王正、吴几康等。1958年7、8、9三个月，581组每周开2到3次会，张劲夫和罗沛 霖等多次出席他们的会议。1958年初，中科院院党组研究办一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

1962年，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以前是管 “两弹” 的。周总理当主任，罗瑞卿当秘书长。1964年，中国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5年1月，周总理批示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因此，就在581的基础上，将651定为卫星任务的代号。1966年1月，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1967年1月之后，科学院卫星研制科研队伍、试验基地、科研设施、工厂，以及研制任务一起交给了国防部门。

1968年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继续完成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上了天。）

“顿顿都是小牛肉” （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四 ）

邓小平和卡特是这样开始会谈的。

刚开始的时候，卡特拿出一个稿子，正准备正儿八经地念，此时邓小平已经随口说开了。卡特见状，赶紧悄悄地将稿子收起来。

当晚，白宫宴会厅举行了国宴。不知是否白宫做过前期准备与研究，几乎每顿饭都有小牛肉。以至于后来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

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在这些会谈的过程中，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丝毫不敢怠慢和放松，对双国高层领导的合作诚意与政策意图，铭记于心。据报道，两国间对外交、经济、科技、政治甚至军事上的合作有良好开端的诚意，于是，反响比较热烈。访问获得成功。由此，我深深地被打动。对广大的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带来了愉快和欢乐。每一个人都要见一见他，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邓小平的政治家风度和招人喜爱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添了光彩，很多美国人为之感动。纽约州众议员莱斯特· 沃尔夫说：“副总理肯定给美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 离开的前夜，我彻夜未眠。连夜写了一篇稿子：历史性的访问，深远的影响。

顺便也是不得不地提一下，邓小平与卡特的会谈中，提出了互换记者，要在美国设立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就这样，我被赋予了新使命，赴美担任驻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两个月后，我再一次踏上赴美的旅途。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十六）

（注6：张劲夫同志， 1914年6月6日生，安徽省合肥县（今肥东县）人，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1956年至196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积极组织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104机的研制过程中，前苏联以中国研制计算机条件不成熟为由，建议中国派出科研队伍去前苏联，在那里成立相关研究室，从而开展研制中国的第一台大型机。据张效祥回忆道：“我们自己一样可以搞出自己的计算机，但我们也不会放弃向别人学习。” 于是，104机的研发有了两套班子。104机的研发有一组，集中在计算所筹备处，是科研，设计与调试的力量；他们主要来自中科院计算所、四机部（后来的15所）、七机部（后来的706所）和部队（后来的总参56所）等四个单位；此外，还有其他单位派来的个别人员。104机研发的另一组，以四机部738厂和科学院计算所的工厂为主，以生产与加工为其独到之处。

“内外有别” （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三 ）

说来是个巧日子，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千家万户正欢度春节。爆竹声里，天光渐亮，首都机场应当不会不忙碌。虽然寒气逼人，仍然挡不住大家的热情。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余秋里、王震、康世恩、陈慕华、耿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外贸部部长李强等一行几十人裹着厚厚的衣服，来到机场送行。正当邓小平冲着舷窗，微笑着向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时，机长徐柏龄带来一个消息：最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地面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飞机只好关机。邓小平看了看手表，神色有些着急，但是此时不能起飞，没有其他的办法。大家只好下飞机到休息室等候。

飞行专家们在讨论。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与空军指挥员的意见不一：前者认为上海大雾有可能减弱，可以起飞，以免耽误行程；但是后者比较谨慎，认为飞行应该取消。双方意见争执难下。这时，只好直接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听了，简短地说：“要起飞，日程都安排好了，不能耽误！” 于是，他很快站了起来。大步地走向飞机。我们紧跟其后。9时45分，我们乘坐的波音707专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腾空而起。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8日下午4时30分，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南部的安德鲁空军基地，此时华盛顿的天空正飘着小雪。邓小平穿着厚厚的深灰色大衣，走了出来。严寒中，有400余人前来机场迎接，包括美国各界人士、旅美华侨等等。一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 欢迎的人群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不停地挥动。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去握手欢迎。当时是不会知晓的，后来才被告知，这次美国政府的迎宾规格超出了常规。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作正式访问，美方也只由高级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后等待前来的贵宾。邓小平没有在机场发表讲话，即刻乘车离开机场，前往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宾馆。我和其他大部分成员一样，前往麦迪逊饭店下榻。1月29日将近十点，邓小平夫妇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在白宫的旗杆上与美国国旗并排飘扬。上千人的欢迎者挥舞着手中的中美两国国旗，向邓小平副总理欢呼。十点，卡特总统走出白宫。欢迎仪式开始。礼炮鸣放19响，接着仪仗队先后奏响两国国歌。卡特发表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美国人民欢迎你，副总理先生。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 邓紧接着致答词：“尽管近30年来我们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是由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现在两国关系终于恢复正常……” 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卡特一同走进白宫会议室。我作为新闻助理，紧跟其后。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双方代表坐下，我的旁边坐的是安全助理凌云。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十五）

在104机研制成功之前，有前苏联专家参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由七机部张梓昌高级工程师领衔研制的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即：103机，该机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2500次，于1958年交付使用，骨干有董占球、王行刚等年轻人。103小型机是通过仿制前苏联M-3计算机制造而成，以张梓昌、莫根生为首的103机研制组，从1957年11月接到苏方第一批图纸开始苦战，终于将103机作为 “八一” 的献礼项目。尽管它只能运算四条指令，但却使中国计算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零的突破”。当时，为了纪念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风趣地为103机起了个小名：“有了”。

在抗美援朝期间，吴几康已在丹麦哥本哈根无线电厂工作，绕道瑞典、芬兰和苏联的西伯利亚，颇费周折，于1953年初回到北京。立刻，103机研究小组得知，在通信和电子学方面，吴几康有实践经验，便聘请他参加该机的研究工作。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偏重理论，吴几康难以开展实验工作。于是，中科院于1954年初，遂将该小组调至近代物理研究所。此后，吴几康对进口的观测正弦波示波器以改装，增设脉冲发生器和同步装置，使其成为能观测脉冲的示波器。 另外，103机研制组专为（103机的）存储，研究国外文献，开发与研制出阴极射线管和阴极射线管（示波管）存储器。在攻克此研究课题中， 吴几康先亲自设计了宽频带放大器，使微弱信号达到逻辑运算的电平；继之，和同事们经过两年多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实现了存储功能。在吴几康的领导下，103机研制组在一个普通5英寸示波管的屏幕上，存储32×32个二进制信息；通过它，显示汉字；例如，使屏幕上显示出“电子计算机” 的字样，从而中国才有了自己的存储器，用于中国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吴几康于1959年秋参与研制我国第一台104型“大型”通用计算机，且为该机负责人 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