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责任与归属 （集4）

4 月28日，卢某等人向南京市政府、江苏省教育厅、省政府、国家教育部、国防科工委等相关部门发出紧急求助信，等待着政府 “施以援手”。4月29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督查处发来回复函：“来信已悉，根据你来信反映的情况，我们已与理工大学办公室有关同志取得了联系，你可以就有关事宜与校办协商解决。谢谢。” 《新世纪周刊》此前曾联系到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化工学院相关党政领导，被告知，李某在校外做试验、开公司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与学校无关，学校也无相关责任。“他在外做试验，相关的监管部门干什么去了？” 化工学院一位人士称说。该校党委宣传部一位龚姓官员则称：“他（李）的导师得知他在外面做事情后，也多次劝阻过他，但他不听”。 《新世纪周刊》同时获悉，李已对其家人及警方表示，他的博士生导师陆某对他开办公司是知情的，并且也曾持有他注册公司的股份，但在2007年年底退出。李的博士生导师陆某因在广州出差没有接受采访。目前国家及各省市多出台了有关 “危险化学品” 的法规制度。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一位刘姓博士说，化工类试验原料的购买、申领有着严格的程序，需要 “多方签字”（课题组组长、实验室主任、院系负责人及出售原料的公司负责人等），且是限量购买。刘博士还称，普通民房不可用作试验室，因为化学试验室对墙体结构、通风等条件要求非常严格。对于高压易爆实验，一般都要在专门的防爆试验室里进行，以免伤及其他人。曾协助李做试验的丁某称，据他了解，李做试验用的原料多是从一些化工厂或者网上购买的。“在校外民房里作试验是典型的违规。” 刘博士说。另据了解，出租房屋的房东郁某已遭到警方问讯。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十四）

1956年7月，王正作为通信与计算机专家，在国家决定发展计算机科学技术之时，受命以副团长身份，率中国计算技术考察团赴苏联。在那两个多月里，中国计算技术考察团分别对莫斯科、列宁格勒计算技术的科研、生产与教育进行考察，且重点学习苏制M-20计算 机。返回国内后，于1956年12月，王正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成为“开创中国计算机事业”、且组织研制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04机），是该机的“创始人” 和组织领导者（之一）。 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时，王正出任首任副所长之一。

由总参的张效祥教授领导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浮点40（二进制）位、 每秒1万次，于1959年交付使用。据透露，该机是仿制，它由前苏联提供БЭСМ－Ⅱ计算机图纸，而进行研制且成功；称之成功，是因为在安装调试完毕后，用它于1959年4月底进行了“五一” 天气预报数值运算，且合格，算给国庆十周年献了礼；随后，为研制第一颗原子弹，104机提供了有效服务，即：在其上进行了许多相关科学计算。参与研制104机的骨干有金怡濂等。其中，磁心存储器是由计算所（副）研究员范新弼和七机部黄玉珩高级工程师领导完成。范新弼于1951年获美国期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在电子器件的研究与应用上获八项美国专利。他善长于磁芯存储器研制工作，开创了我国磁芯记忆元件的研制和生产，并领导了半导体存储元件的研制，建立了我国第一批测试设备。

爆竹声中启程赴美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之二）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乔冠华和基辛格进行了几天艰难的谈判，被称作 “基乔会谈”。27日凌晨2点，最后，草案完成。双方首脑批准，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周恩来把《上海公报》的定稿文本交给我，郑重地说：“这是最后定稿，你负责拿到新华社去。一定要严守时间，与美国同时发表。” 我点了点头。下午5点，新闻界准时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美 国有80多个记者在场。当时，气氛紧张，似乎不知道美国记者会如何就台湾问题发问。出人预料，基辛格一上台便说：“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关于台湾问题，请各位看公报，不要提问题了。” 直到记者招待会结束，台湾问题未被提及。尼克松回国了。《上海公报》给中美关系带来篇章。1978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预告：十时将有重要新闻播出。上午十时，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共报，建交了！

邓小平正式访美的日子定在1月28日。外交部长黄华负责组建由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外交部官员中有副外长章文晋、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冀朝铸（兼翻译）。我当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此次出访担任新闻助理，同为新闻记者出身的谭文瑞、李慎之担任代表团顾问。最后确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22人（随行工作人员24人，另外还有33个随行记者）。此次邓副总理访问美国，是中美外交上的一次创举！而我也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想到这里，心情不是用 “激动” 能形容得了的。

从得知出发的日子，到出行也不过三个礼拜。在这段时间内，代表团的随行人员们大多数是在各种准备会议中渡过。出发前两天，黄华、章文晋和我来到邓副总理的家里。总理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目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美国记者可能会提出要采访您。” 我不得不说。“这个没有问题。你去安排。” “好，您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什么指示，你自己决定。没有什么重大事情，不用请示我。” 总理的信任让在场的人感到了信心与力量。自始至终，总理言语不多，态度认真，我们一行在那会客厅谈到了半夜。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十三）

1947年，罗沛霖把钱学森的推荐信和他以前写的几篇论文寄给了加州理工学院申请读硕士，学校提出让他直读博士。同年，罗沛霖带着500美元去了美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罗沛霖向导师提出提前口试答辩，他是在回国的轮船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1950年9月，罗沛霖回到北京，放弃了钱三强推荐他去中国科学院的机会，进入正在组建中的电信工业局，任技术处长。1951-1953年，罗沛霖两度赴东德考察谈判，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联合工厂，即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并出任该厂总工程师兼第一副厂长。1955年罗沛霖兼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十局第十一研究所主任（所长）。

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对比之前的“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1957年12月，阎沛霖调入中国科学院，主持中国第一个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筹建工作，任筹备委员会代主任。1941年1月，30岁的阎沛霖从白区到延安，分配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 1946至1947年，他先后担任张家口晋察冀工业专门学校教导主任和东北大学（佳木斯）自然科学院院长。1948年吉林解放，阎沛霖被派往吉林，在东北工业部领导下筹办吉林工业专门学校，并任校长。沈阳解放后，阎沛霖调沈阳，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教育处处长，筹建沈阳工学 院并兼任院长； 1952年，阎沛霖调到北京，在政务院重工业部任工业教育司长。1953年至1957年，阎沛霖先后在国家计委担任设计 局局长，在国家建委担任重工业局局长和建委委员等。1959年，中国科学院正式任命阎沛霖为第一任所长，吴国华为副所长，王正兼副所长。

爆炸之起因 （集3）

5月11日，事发多日后的下午，大雨初霁。爆炸现场散发着刺鼻的化学药剂的味道。居民楼下，烧焦的家具、衣服混杂在瓦砾之间。李某称，在用粉碎机粉碎药物中间体时发生爆炸。对爆炸的原因，感到蹊跷。卢某说：他（李）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实验了，操作规程和技术很成熟，以前也没出过事；还有，李某的专业功底扎实，其同窗可出面作证。

李的助手之一、现已为南京某一制药企业里某项目组组长的丁某似乎另有视角：“盛放在粉碎机里的化学品顶多就几十克，即使发生爆炸，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威力，比如，掀翻房顶或打断楼板。” 他分析：理论上，这种中间体发生爆炸的几率微乎其微。且他还推断：李之所以作出那些个判断，可能有两原因，其一，是他对爆炸的起因误判，当时他正在粉碎那些 “中间体” ，事发突 然，他判断有误在所难免；其二，李可能在隐瞒着什么。爆炸发生后，南京警方的确已将此事件定性为刑事案件。由于仍在调查与取证之中，警方不便向外界公布案情。

现在，李仍在接受治疗，两名公安24小时在医院保安，避免外界与其有不必要的打扰，家属若无急事，可适当地推迟探视与减少探访的次数。

“我个人觉得，高压釜发生爆炸的可能性更大。” 丁某进一步地说，且给出其依据：因为只有高压釜爆炸，才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另外，高压釜是一种受限制的试验仪器设备，李的高压釜可能是他的朋友送的，而李不想连累他人，而否认爆炸系由高压釜所至。据此，警方也将高压釜作为一个疑点进行调查。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十二）

前面提过，有幸聆听钱学森教授讲课的，来自北大数学系的学员们，大开了眼界，感到十分钦佩；对学员们来说，似乎才具体地了解到，数学是能够这样地被运用，且与实际的物理世界如此这般精妙地挂上了勾。与钱学森教授同时讲课的，还有前面提过的董铁宝教授，他那时已有3至4年在美国编程经验；类似地，与会学员们了解到，他当时是国内“唯一”（真正）直接接触过计算机的学者。

罗沛霖自1956年以来，主持建成我国首座大型电子元件工厂，指导过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第一代系列计算机启动研制工作。1913年12月30日，罗沛霖出生于天津；1931年罗沛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工系学习，1935年毕业后，前往广西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担任电子工程师；一年多后，离开了广西。1937年，罗沛霖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到延安以后，1938年3月罗沛霖进入中央军委三局，参与创建了边区第一个通信器材厂，即延安（盐店子）通信材料厂，任工程师。1939年，罗沛霖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始筹建 “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进会”，罗沛霖是协进会共同负责的三个常务干事之一。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一）

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彭迪以新闻助理身份随同，见证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亲历了中美建交之初的风风雨雨。

1979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到外交部的一个电话：“彭迪同志，现在通知你，这次随邓副总理访美的正式代表团成员里有你的名字，你担任新闻助理”。放下电话，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71第一次去美国的情景。

那是1971年10月，我随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临走前，周恩来总理到飞机场，与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我和钱行（编者注：彭迪先生夫人）单独谈话，面授机宜：“你们是7亿中国人民的代表，要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世界的支持。对美国也不要用粗暴的语言，百事要讲道理。”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笑逐颜开。我们的一些小国家的“穷朋友”，也异常高兴，甚至站起来跳舞。但在场的一些美国代表很不高兴地叫到：“这是严肃的会议，请不要大声喧哗！”那个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和谐。

亲历：1979年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编者按)

亲历：1979年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篇1）
彭迪（口述：彭迪）

编者按：改革开放之初，即：80年代初，英国皇家协会的一些成员应邀访华，大宴小会无数，还有讲学与参观博物馆（比如：故宫，颐和园，圆明园，明十三陵，国家历史博物馆），等等；不一而足。他们一行对随同的中国人，处处赞叹，例如，说在其下榻的宾馆用早餐，数周下来，顿顿不同，没有重样的，太奢侈了；希望通知厨子，裁花样，减份量；免得餐餐吃剩了，得到掉而浪费，多可惜呀！随同无奈，向上反映，得到的回复是：这是安标准办事，就好比他们来北京下飞机过海关，免检走贵宾通道与有专车一样，那是“标准”。随同只能如实转告客人。然而，有趣的是，英国客人们私下相互交流的却是：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社会门口，为何没有迈入门内，而让被远远抛在其后的欧洲赶上，且超过而进入现代文明。这才是客人们真正关心的议题，不知客人们是否“不虚此行”。

一试验室爆炸致死3人 （集2）

南京一家私人试验室爆炸，试验室位于一居民区，远离市中心。

李某，31岁，南京理工大学在读（化学）博士。3月14日，一声爆炸摧毁了他的试验室。现在，他在病床上，全身 90% 大面积深度烧伤，命悬一线。“怎么办？抢救费已花了10多万元，如果余下费用筹措不上，医院因此而不做植皮手术的话，生命可能还是保不住” 李的妻子卢某哭着说。4月28日，绝望的她给省长写信，望政府能给予援助。此外，还有爆炸中丧生的3人，其家属也在等待获援助。

事后程叔才知晓，“住三楼的李是个博士，屋内搞试验室。” 这还是程叔从警务处了解到的，他愤忿：“会做试验吗？瞎来！” 住李（试验室）楼下的程伯家丢了两条人命，53岁的程伯和其两岁的孙子被楼板砸中身亡，李从三楼跌落至二楼严重烧伤，一位女职员也火中丧命，23岁的程家儿子全身大面积深度烧伤。程家儿媳妇头部烧伤。伤重的两人李与程儿被送往南京军区总医院。

出于人性化考量，理工大预付李的抢救费累计20多万元，对比之下，程儿的医疗费则主要由保险公司负责，具体细节有待院方与公司协商，程家可能先预付费用，然后从公司索赔。总之，救命要紧，其他好商议。目前，20多万元抢救费可能不够，李的亲属还得为约30万元的二次植皮费奔波。为此，李的亲属多次找理工大化工学院，学院仍在研究对策，因无先例，二无政策，一时钱无处出。“尽管李像是肇事者，但仍应考虑他是否还有生命危险而施救。” “恳请施援，其它一切可从长计议”。

“计划” 赶不上 “变化” 的 “连续剧” （集1）

“计划”赶不上“变化”，原定的连载“随邓小平首访美国”只好推迟，今儿开始一新系列六集的“连续剧”，即：“私人实验室爆炸3名死亡”。

愚公新传 （集1）

先说一个据说是真实的故事，然后言归正传如下：

靠上速成识字补习班而后获大学文凭，临退休前拿到高级职称的爷爷，教导刚考入重点中学的儿子，曰：“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不管是何人，做出来的结果均一样；比如，张三做，或李四做，或王五来做，其结果都一样；那就是科学”。儿子进而问：“ 数学呢”？ 爷爷会心地回复：“数学就是做不了假的科学”。且继续教儿子道：“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将来工作了，就要听领导的话。这样你会和爷爷一样，拿到高级职称而退休，安享晚年。懂了吗？”

临睡前，父亲将儿子叫到床前，给儿子讲额外的故事：

拿一根尺来，将其从中间切开，一分为二，留下一半，去掉一半。 翌日，对昨儿留下的那一半，采取与昨日类同的措施； 即：将其从中间切开，一分为二；同样地，留一半，去掉一半。 这样，第三日重复第二日时的过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子子孙孙地做下去，有个尽头吗？ 若有尽头，其结果是什么？

儿子一头雾水，不知如何作答。父亲自顾自地往下说：

这个过程的尽头是“原子”，即：你最后剩下的那一半是一个原子。 这“原子”有一最外层，那就是“电子”； 把它剥离出来使用，那就是通常说的电； 电可用来照明，打电话，用手机发短信，用计算机上网，等等。 剥离电子后的原子，剩下了“原子核”，把它打开，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这个可被利用来做原子弹。 打开原子核后，就来到了 “夸克”。 与打开原子核一样，如果打开夸克的话，那释放出来的能量，会超过前面提过的，打开原子核所释放出来能量的万千倍。 若利用此来做“炸弹”的话，其结果是该炸弹的威力超过原子弹万千倍。 那时，战争的后果会是什么？

现在全国人民抗震救灾，你还小还是好好学习。 当年六十年代，有人向领袖毛主席汇报，说美国人发现了夸克，主席说：是啊，世上的万物无限可分，他们还可以在分下去。 在场的人，都不知主席所云。

与美国人发现夸克同时，英国人放着美国人同意让其使用的核试验场不用，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通知澳大利亚总理，要求总理做好撤出（区域内）所有居民的准备；试验结束后，英国人才知晓：总理并未做好其要求的准备，例如，未通知（区域内的）原住民。

父亲说完，有气无力地嘟哝，要睡了，你走吧。儿子似懂非懂地离开了父亲的卧室。

预告：连载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由于国内的“抗震救灾突发事件” 给收集资料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从明儿起，

将间歇性地连载新华社驻美国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彭迪的回忆录：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十一）

1956年，为了加速进展，“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与北大和清华三方面共同协调出面，联合举办第一届训练班，含“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两主题。

以“计算数学”为主题的那个训练班为例，学员们（当时高庆狮是其中之一）有幸聆听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所讲的课，才华洋溢，方显其作为国际控制论权威之本色；虽然其数学功底源于自学，但所讲内容，不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几乎涵盖了（当年）北大数学系所开设的，所有数学方面的课程；而且挥洒自如。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十）

（注5：此前，曾提过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源于华罗庚和钱三强各自引领着一拨人“拓荒”。然而，由于（手头）现有资料匮乏，本连载仅对前者作尽可能详细的叙述。）

华罗庚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内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闵乃大任组长。闵乃大教授早年留学德国，1953年3月执笔写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研究的设想和规划》。1956年，罗沛霖被抽出参与讨论并制订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的工作，任电子学组副组长。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九）

1956年3月，由闵乃大教授、胡世华教授、徐献瑜教授、张效祥教授、吴几康副研究员等参与的“北大党政人员”代表团，参加莫斯科的“计算技术发展道路”之国际会议，说是向前苏联“取经”；从而为制定我国12年规划之计算机部分作技术准备。

中国的12年规划明确表示，要研制计算机，且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 四个研究所。比如，“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则由中国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出面构成。相应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始出现“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八）

（注4：前面提过北京大学张世龙独立设计的电子计算机因磁鼓存储器不过关，机器未能运行，而对比当年（1952年）美国伊利偌斯大学建的电子计算机ILLIAC I，it is now known that because the lifetime of the tubes within ILLIAC was about a year, the machine was shut down every day for "preventive maintenance" when older vacuum tubes would be replaced in order to increase reliability.）

约是1956年，董铁宝先生带回了许多Illiac I上的基础服务性程序，还带回了1946年由Von Neumann执笔的关于存储程序概念的报告 (Preliminary Report，即：后来称之为Von Neumann报告)。1958年初，王选看过这一报告，理应是董先生带回来的。

张世龙先生在设计计算机时，重视董先生的意见，认为他是真正（大量）使用过计算机的专家。董先生为人耿直，比王选大2 0岁，据王选透露，董先生离开美国时，留下一笔钱给王浩教授，他是著名的数理逻辑专家、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定理机器证明的先驱，望王浩教授按时把 Communications of ACM杂志寄给董先生。似乎王浩安时给投寄，因王选回忆对该 CACM 杂志是每期必读，其中在60年代时有些载有重要文章的几期，被王选借来后，据为己有。例如，王选认为该 CACM 杂志的1961年第1 期，刊载 Rump Group Seminar (美国一个讨论班) 情况的那一期，内含一系列关于ALGOL 60 编译的文章；而中国的DJS 2l 机上配备的ALGOL 60 编译系统，用的关于换名参数的处理方法，理当是从该期学来的。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七）

（注3：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ILLIAC I” supposedly means the “first von Neumann architecture computer” being built and owned by an American university. It was put into service on September 22, 1952. The computer was based upon plans published by von Neumann, Eckert, and Mauchly at Princeton, but the Princeton computer was completed exceedingly late. Using the von Neumann architecture from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AS), the Princeton’s computer is claimed of having been built with 2,800 vacuum tubes and weighed about 5 tons. In contrast, the “ILLIAC I” was believed of having a 5k main memory and 64k drum memory. Also,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leased, people are given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ILLIAC I” had gradually gained more “computing” power; and its power, by 1956, surpassed all computers in Bell Labs combined. As a comparison, the UK, the origin of inventing theoretical computers so called “Turing machines”, is claimed of building its first computer “Manchester 1” in 1948 by Manchester University. On the other hand, at present, ORDVAC was said being the first of two computers built under contract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ORDVAC was delivered to US Army Aberdeen Proving Grounds in the spring of 1951 and checked out in the summer. As part of the contract, funds were provided to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to build a second identical computer known as the “ILLIAC I”. It is worth of mentioning in passing, the “ILLIAC I” was decommissioned in 1963, when “ILLIAC II” became operational. The other point deserves an attention is that “ILLIAC” was regarded as the name given to a series of supercomputers built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This series, in all, 5 were known having been built between 1951 and 1974. However, the most present one in the series is called the “ILLIAC VI” and its design is said starting in early 2005. ）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六）

（附补2：‘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它开办于1898年7月3日，属于戊戌变法的 “新政” 之一。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1862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设立了‘京师同文馆’。此后，清政府又决定设立‘算学馆’，学习天文算学。‘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校的开端。同文馆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专科学校，后来它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发起一场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 “强学会”。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 “京师大学”。1898年初，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6月，清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于是，由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道。” 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成为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1898年7月3日，清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师大学堂 (后来被称为 “戊戌大学” )，一切因陋就简；因此，它在实质上仍然是一所封建书院。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一度停办，直至1902年得以恢复，增设预备科（新政科、艺科）及速成科（仕学馆、师 范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1910年改设为经、法、文、格致（含括现代的‘数理化’等）、农、工、商 7 科。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五）

当年（1956），徐献瑜先生教过两门课程：‘微分方程’和‘程序设计’。另一门专业课 “电子 计算机原理” 是由张世龙先生讲授，内容是他主持设计的那台完整的串行计算机（从逻辑到电路很具体）。张先生聪明和事业心强，他于1956年开始，独立地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他所能参考的资料是简单的外文文献。他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独立设计一台完整的电子数字计算机的人，但由于磁鼓存储器不过关，机器未能运行。而科学院计算所夏培肃先生主持设计的小型计算机，由于有计算所磁心存储器研制组的有力配合，后来者居上，率先运行，成为我国计算机发展史上（真正）的第一。

董铁宝先生是从北大力学专业转入北大计算专业的，他称得上是 “中国第一个程序员”。五十年代的董先生在美国 Illinois 大学的 Illiac I 计算机上解算了大量题目，而 Illiac I 是美国最早的计算机之一，后来的 Illiac IV 则十分有名，是并行计算巨型机的先驱。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四）

当年（1954），北大数学力学系一年级习题课的老师很优秀，‘数学分析’习题课由吴文达、陈永和担任；‘高等代数’习题课老师是郭悦成，他与陈永和均是数学系专修课毕业生中的尖子，他们当时都是单身，两人一同住16楼 (筒子楼) 的一间房间。‘解析几何’习题课老师是程庆民，他是年轻教师中的三好积极分子。他的习题课有特色，尤其是一学期末（1955）的一堂总结课，十分精彩。他用高的观点，深入浅出地把一学期的内 容串在一起并加以提高，大家听后受益匪浅。当年二年级下学期末（1956）开始分专业，张恭庆、陈天权、张景中、杨路 (杨九高)、洪允楣等一批成绩突出的同学选了数学专业。计算数学专业那年刚成立，王选因为看到了计算机的前景而选择了这一专业，当时的专业主任是徐献瑜先生。

（附补1：1981年上半年，段学复主动辞去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几十年过去了，段学复以及他和布饶尔合作得到的结果，被详细地写入费特 (W．Feit) 的表示论名著《有限群的表示理论》 (The Representation Theory of Finite Groups， North Holland，1982)；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使组合数学与离散数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而有限群理论与组合数学 (包括区组设计、有限几何、图论等)、编码理论以及密码学等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段学复曾经多次患病，特别是1959年夏天做的直肠癌切除手术，给他带来了永久性的不便和困难，他于2005年02月06日与世长辞。）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三）

195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清华大学的寓所，回国不久的华罗庚教授接见了三位年轻 科学家。他们讨论的是一个前沿话题：研制中国的计算机。在这三个人中，有一位就是夏培肃。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夏培肃、闵乃大、王传英三人小组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始了计算机的研制。可能当时连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晚上成为中国计算机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

（注2：１９５０年２月，华罗庚教授一封热情洋溢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震动了全球中国留学生所在的每个角落，引起了莘莘学子内心深处的共鸣。在丹麦哥本哈根无线电厂工作的吴几康，绕道瑞典、芬兰和苏联的西伯利亚，于１９５３年回到北京； 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的范新弼，当时在电子器件的研究与应用上获八项美国专利，但他却辗转回国； 刚刚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的夏培肃与丈夫杨立铭一同学成归国。）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二，即：注1）

．（注1：段学复进清华的前一年，华罗庚在熊庆来的安排下到清华数学系工作，段学复刚入学便认识了华罗庚，从第二年起俩人就相当熟了；1936年夏，段学复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留校任助教；1939年9月初抵加拿大，他决定进入多伦多大学，同时入学的还有钱伟长等，段学复的导师布饶尔 (R．Brauer) 当时正在创建有限群的模表示理论；段学复于1941年获得了硕士学位，后随布饶尔去美国普林斯顿， 即于1941年8月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43年，段学复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留在该校做了两年的博士后；在此期间，他曾任数学系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ociate)，还曾到阿廷 (E． Artin) 处作过四个月的访问学习；从1945年9月起，他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外尔（H．Weyl）的助手，协助开设有特色的群论课，并帮助修订其经典名著《典型群》(Classical Group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受其熏陶；1946年7月，段学复回国，陈省身聘段学复作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兼任研究员，负责指导从浙江大学毕业到所的曹锡华；1946年10月，段学复回到了清华园，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从第二年起还代理系主任职务；1950年春天，华罗庚从美国回到清华，与其同时回国的程民德也应邀到清华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周培源代表北大、清华和燕京三校筹委会，聘请段学复出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和系主任职务。）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一）

自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以来，与计算机最邻近领域的数学和物理界的共和国泰斗：世界数学大师华罗庚教授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教授，就十分关注这一新技术如何在国内发展。从1951年起，他们先后聚集国内外相近领域人才加入到计算机事业的行列中（放在当时他们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和物理所），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工程师和博士，其中包括国际电路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在美国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范新弼博士、在丹麦公司有多年实践经验的吴几康工程师以及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夏培肃博士和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蒋士騛博士，并且积极推动将发展计算机列入12年发展规划。

1954年，北大数学力学系54级新生共200多人，在数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200多人分成9个班，新生的水平也是空前的；54级后来出了6名院士：张恭庆、周巢尘、胡文瑞、张景中、朱建士和王选。200多位 同学来自五湖四海，除西藏、新疆、台湾和香港外，内地各省和澳门均有入学学生。北大数学力学系一二年级不分专业，大学一年级的三门基础课‘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当年，教‘高等代数’的先是聂灵沼先生，后是丁石孙先生。丁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北大数学系主任段学复表示不惜用6个人去换丁石孙一人来北大，可见他才华之出众。

梦开的花，它一样鲜艳吗？

众位乡亲近来可好?

老狼 -“想把我唱给你听”

“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静静的开放，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我把我唱给你听，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念的，害羞

的红色脸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