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会与不满 （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六 ）

新华分社办公室有消息，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国际中心主任雷·克莱因在新加坡作报告，称中国应 “恢复文明的行为准则” 和 “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称台湾是美国的 “盟国”，在台湾问题上指责北京 “公然干涉美国的内政”。似乎此人有来头，其讲话影响美国之视听与国策。(1980年) 11月29日，我赶写了一篇评论，指出 “堂堂美国战略家竟然弄不清谁干涉了谁的内政”， “似乎把人们带到了弱肉强食的时代”， “实在使美国丢丑”。 文章由总社给发，迅速引起反响。 美国一些大报纸转载，如：《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旧金山纪事报》，大多援引发表的原话。《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记者给我打电话：“看了你写的文章，一口气读完了！祝贺你！你一来就出名了！” 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发出通报，指出克莱因说的话不代表里根政府，并告诫白宫的顾问不得在外边胡说。克莱因本来可以当大官，但捅了这个娄子，官也丢了。很快，艾伦专门派人来核实，问我是否看到了他们的通报，声明不想引起中国的误会。

1981年，美国新闻处组织了一次访问美国海、陆、空军基地的记者团，我被邀请参加。我们一行不仅观看美国的多种军事装备和演习，且登上军舰和飞机，与许多军官、士兵交谈。里根正式上台后，还是出现逆转。试举一例，因听说台湾高级代表蒋彦士收到请帖预计会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贵宾席上有出现 “两个中国” 的状况，焦急之下，找了与里根班子根底不浅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他是我往来较多的一个朋友。我对他说：“该问题严重，它有可能破坏中美关系之根基，会引发难以预测的局面。” 当天晚上，他告诉我：“该问题已妥善处理，无需忧虑。” 届时，在就职典礼上，在华盛顿的蒋彦士 “称病住院”，缺席典礼。美国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向我走来，悄悄地问：“看到蒋彦士了吗？” 自里根上台，虽然中美关系紧张，但还算平稳。不过，美国新闻媒体仍有指责诋毁中国之事出现，大多是对美国国务院的对华政策不满。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二十 ）

1958年，在北京大学教授张世龙领导下，包括王选（当时还是学生）在内的北大师生与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研制了数字电子计算机“北京一号”，并交付空军使用。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到北京大学北阁“北京一号”机房参观了该台机器。同一时期（1958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在计算机系（‘哈军工’解散后成为‘国防科大’一部分）慈云桂教授和海军系柳克俊的领导下，与海军合作自行设计的“901” 计算机交付海军使用。在901机之后，在哈军工海军系康继昌的领导下，与空军合作自行设计的“东风113” 空军“机载”计算机交付空军使用。随后，1961年，柳克俊领衔研制的国产晶体管军用计算机，交付海军使用。另一方面，1958年9月8日，慈云桂所带领的研究小组，研制成功（代号901的）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每秒2千次。1962年，慈云桂的弟子周兴铭，研制成功用于鱼雷快艇上的，数字式指挥仪，即：901晶体管计算机样机。1964年，该小组自行设计晶体管计算机441B机（浮点40二进制位，每秒8千次），且研制成功，骨干有康鹏等人。1965年，441B机改进为每秒2万次。

1958年5月，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 有了第一个正式设计任务，即：为国防部门的导弹防御系统设计计算机系统结构；该设计工作由北大张世龙和第二任小组负责人（余承宣）加上六名数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其中有周巢尘、沈绪榜等）来完成。此后，当年的这六位学生，他们之中先后有三位从不同单位被选为中科院院士，其专业含括不同领域，比如：软件、航天、系统结构。

小悟有三

余闻处寂则聪，居暗自明。曲繁多噪，显至匪察。是故急功建业，善言常充耳不闻。闲来无求，情理皆举目共洽。

余闻浊富之人，多有惮忌。清贫之士，常系情丝。是故珠被锦帐，覆子午惊梦。糠枕芦席，托长夜孤思。

余闻鸿雁迁飞，偶遭风暴而折翅。麋鹿逐雨，竞入湍流而轻生。是故陋室残扉家中，总生忠耿之烈。草茎杂木园里，遍藏孝恪之魂。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很久没有到这里浏览了。
谢谢孙踊有心找到了这篇文章。尤其有关家父的一些报道，虽然已知，但仍觉感动。

文章中提及的北大数学系董铁宝先生，家居燕东园，与我家距离不足百米。
董先生有两子，次子比我年长几岁。文革初无事，他常常带着我们玩儿，也听过董先生珍藏的古典音乐唱片。
不辛的是董先生文革开始不久即离开人世。家父为此痛心不已，但当时自身难保，已经没有任何说话的份儿了。

董家儿子因是在美国出生，70年代末即赴美。现在也不知定居在何处？

转眼之间，世事纷扰，一晃40年去亦。

补遗 （ “私人试验室爆炸造成多人伤亡” ）

洋教头的口头禅：“Why speaks the bloody obvious？”

当年，端着“铁饭碗”作专利局书记小职员的爱因斯坦，不务正业，用花粉在一盆水里的（现今被称作）“布朗运动”的现象，试图揭示现代物理学的高深理论，投稿著名的欧洲物理学刊物，无人能读得懂今儿物理天才的大作，编辑部里的办事员只好请教欧洲的物理权威，该权威不愧是能赏识“千里马”的“伯乐”，立刻找来欧洲的数学权威给其仅作文字符号上的韵（润）色而给予发表。

忽然之间，现代物理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只是日本人在二战结束时，受了点委屈。美国人不甘落后，用重金挖走世界物理学界的新泰斗，养在其最高学府，配其予最精良的数学家队伍，可惜泰斗不争气，水土不服，没（再）有佳作问世。

无怪乎，一波兰人（女博士后）教导新加盟的（博士）教职员：你的博士论文之功劳，不能算是你的，而应该算是你的博导；你是否真有本事，得看你得博士之后，懂吗？

“短平快” 与私人试验室 （ 集6 ）

“本人欲筹建一私人试验室！需要点资金，仅利用私人业余时间与节假日等，赚点小钱，本人学的是有机合成。” 在一家化学专业网吧里，类似的帖子层出不穷。“某些试验成果，比如 IT、物理电路、化学等领域的试验成果，能够带来短期内的经济变现。” 中国矿业大学化工学院“在读” 研究生赵蕾对《新世纪周刊》如是说，且经常耳闻有人私下设试验室，做些“短平快”的试验，将试验成果销售给一些小厂，助其研发新的化工产品。“这些私人试验室，规模不大，常常缺乏严格的选址，也缺乏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隐患很大。” 北京化工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指出；比如，很多在读研究生、博士生，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和实验技能，为了加入向钱看的浪潮，他们不满足在学校实验室进行“纯” 学术性的实验操作，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设立自己的私人试验室。那教师还指出，目前，中国类似的现象普遍，问题接踵而来。“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验室，都有严格的监管，设立时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包括对实验室安全设备、硬件能力和实验员操作水平以及紧急避险能力的测试，而这些，在私人试验室那里，几乎难以兑现”。 “私人建试验室，无论哪个领域，其便捷的办法是通过网络相关论坛、QQ 群来彼此联系，购买或交换试验器材。另一方面， 试验室选址常常选用普通民房，一旦出事，必是惨剧；化学试验室是存在有爆炸可能的，且强酸也属危险化学品。” 北京大学一位要求匿名的化学 讲师对《新世纪周刊》坦言。“有些私人试验室与有关厂家之关系存在问题，厂家是利益诉求第一，催促早出成果，顾不上督促私人试验室的安全防范工作。有些厂子，在与私人试验室签合同时，也忽略了在可能发生安全事故时其责任认定与承担。” 那个化学讲师不得不提醒道。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研究专业的王姓老师则说，私人试验室散落各处，要想真正监管，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城市管理的多个部门来协同合作。现在，无辜受害者程氏一家人想找到房东郁某。“我们不会去找李博士，他的家穷，我们只好找房东索赔。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房东把房子出租给他人做那该死的试验室，我们家一老一小是不会丧命的，我二弟也不会受重伤。” 而在神志清醒时，李某会对日夜服侍在旁的哥哥说：“我只想活下去。”

（完）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十九 ）

（附补4：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是二机部负责，而对导弹的研制是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负责。中科院为了落实 “两弹一星” 的研制任务，分为两个口：其一，是计划局，承担管理不属国防任务的单位；其二，是新技术局，承担管理国防任务的单位。参加 “两弹一星” 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中科院科研人员的2／3。钱学森任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以后，迅速聚集好多优秀科学家。在中关村建起力学所大楼。因为空气动力学需要做风洞试验，中央拨出500吨钢板供力学所建风洞。当时，陈赓大将担任哈军工院长，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关于导弹问题。钱学森说：“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该建议送到中央以后，周总理很重视。当即，彭德怀（国防部长）和周总理让钱邀请在京的几位元帅，对钱搞导弹的建议进行讨论。周总理请元帅们提意见，所有参加讨论的元帅都赞成。很快，中央决定要搞导弹。之后，在国防部下成立第五院，把钱调去当国防部五院院长。另，组织工作由总参通讯部部长王诤同志（副院长）和刘有光（政委）负责。

因中央决定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研制导弹，且从各方面调人，主要是从科学院调，许多重要研制任务仍要科学院来承担。当时，导弹研制是按照中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办。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另一方面，立脚点还是自己干。那时，搞导弹是以五院为主负责研制，他们建立了若干相应的研制机构；当时，张劲夫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中科院参与五院搞；另一方面，科学院自己也搞；科学院搞探路工作，先走一步，为五院服务；该建议聂帅同意了。科学院才开始搞导弹研究，因为（当时）人才主要的是在科学院，除了被调走的（一些骨干）去了五院的以外，科学院有许多研究所，综合能力应当是不错的。因此，决定搞导弹是两条腿：一个是五院，那是主管部门干预下专门设立的机构，国家大力支持；一个是科学院，搞研究，搞探索工作，是其试验基地。）

观察卡特及其他 （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五 ）

白宫的两任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成为好友。另外，国务院重要官员沃尔福威茨，还有威信高的议员亨利·杰克逊，成为经常互邀到家里做客的对象。每次人数不多，在一起谈得深入、透彻。

有一次，布热津斯基在分社的客厅里，悄悄对说：“你知道吗？在中美建交这个问题上，我是费尽了心思。当时在美国是有不少人反对。我用了点诀窍：在某一种情况下投票是不需要议会通过的，不经过投票由总统就决定了。” 说完他哈哈大笑。

1980年，美国有一次会议，讨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我作为记者旁听，杰克逊极力争取，决议终于通过。杰克逊竟然高兴地站起来向朝着我的方向挥手，他脸上的兴奋劲，让我深受感动。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与我的夫人钱行更是深交，如一家里的姐妹。去她家做客参加大型酒会，除了邀请我们，还有参议员、政界要员，且介绍与我们认识、交谈。通过诸如此类的社交活动，渐渐地觉得我们进入了美国的政治圈，感觉这类社交活动对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

由于中美刚建交，觉得卡特总统对中国记者的工作十分重视与支持，给我们的工作提供许多便利，比如，我感到去白宫采访所受的待遇，与其他美国记者相同；具体地说，参加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举行的吹风会，随卡特总统的专机出访等等。我觉得可随时与白宫新闻官接触、交谈或共同进餐。

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尚未就职。我感觉到美国的顾问们认为扭转尼克松对华政策时机已到。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十八 ）

对于104机研发的两套班子来说，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金怡濂和高兆庆。金怡濂院士早年被选派赴苏学习计算机技术，回国后参加104机的研制。之后，他提出双机并行的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案，首次在中国大型计算机系统中采用双机并行处理技术，且获成功。据高兆庆回忆，1957年10月，二机部十局科技处处长王正找到738厂（总工程师）高兆庆，说：“要搞一台大型数字电子计算机（104机）运算弹道火箭，有没有兴趣？” 为此，高兆庆翻阅（大量）国外资料，发现1956年日本富士通集团生产，日本第一台计算机，理应出自其“交换机” 厂。深受启发，经过反复研究而如法炮制。究其根源，是日制计算机与交换机之生产工艺相当相近而已。

阎沛霖着手仿制苏联的M-3和БЗСＭ计算机，通过通力合作，先后于 1958年和1959年成功地制成了全部基于电子管的我国第一台103“小型” 通用数字计算机，和第一台104“大型”通用数字计算机。从1959年开始，阎沛霖主持中科院计算所。夏培肃在1956年初步完成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１０３机）的运算器和控制器的设计，同时还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1957年，中科院计算所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设计小组。20世纪50至70年代，该组承担具有代表性的计算机之系统结构设计任务；比如，119机、109乙机、109丙机、757机、717机，等等；该组成员多数由年轻的数学专业毕业生组成，第一任小组负责人是国际网络权威闵乃大教授。

楼上的 “试 （实） 验室” （集5）

2007年11月，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博士生”李某看中了那么一块地方；或许，是一个适宜开 “化工试验室” 的地方：偏远、人口相对少，且房租便宜。卢某和李某是大学本科的同班同学，学的是 “化学工程” 。李的老家在安徽潜山县，自小丧父。母亲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大哥因贫还没对象，李从小学习刻苦，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卢的老家在山东，父母老弱，她和弟弟大学毕业后家无余钱，且弟弟的大学费用还是借来的。2000年毕业后，李高分考取南京理工大学的公费硕士生，改修“应用化学”，主攻“药物中间体”方向。2003年，李“硕士”毕业，而进入丽珠集团在常州的康丽制药有限公司。2005年春，他考取南京理工大学的公费“博士”研究生，仍主攻“药物中间体”。读博期间，李某想改变贫窘的念头强烈，于是，李决定开那间 “私人试验室” 。

试验室爆炸那晚，李正和一位助手在做试验。李的项目是 “药物中间体”。其试验室，是一个化工小作坊：买来酸、碱、有机溶剂等原料，制成“药物中间体”，再转卖给一些制药厂。据了解，99%的 “药物中间体” 卖给医用的西药厂，1%卖给农药厂。“最关键的是其中的技术。” 一位曾辅助李做试验的助手、硕士丁某对《新世纪周刊》说。利润丰厚，“一般成本几百块钱吧，能卖到几千元”。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产量小，扣除人工成本、报税等，就赚不了多少钱啦。

有了试验室，李注册了一名为“南京杂环精细化工科技” 的公司。其公司便于李接订单，也便于其采购原料。据警方称，李涉嫌 “超范围经营”。“起初，劝他别搞，风险太大，找个安稳一点的工作，” 卢说，她所关心的 “风险” 即是资金：“启动资金近10万元，借了那么多钱。” “好闯” 的李没听妻子的劝告。5岁的女儿上幼儿园，转眼要读小学，妻子在一家小公司上班，月薪1000多元。也别想指望家里其他成员能够帮忙，因其哥哥贫困且至今单身，以及年迈的母亲。其实，哥哥和母亲还得靠他来生活，主要收入是他读博期间的各种补助费以及妻子的工资。“他性子急，干起事情来风风火火”，李的亲人这么评价他。

更让妻子担心的，则是李的健康。去年7月以来，李每次从试验室回家，带回一股浓重的化学品的味道。“衣服洗完后水是绿的”。国庆节前后，李和助手丁某的手开始肿大，上面布满了水疱。附近的一位菜农说，她种的菜还没长好就发黄死掉了；其他邻居也附和：“三楼的窗子里常飘来刺鼻的味道” 试验室附近还有一居民刚从医院做完手术回家疗养，对刺鼻的味道不适应，多次找李，要求他停止试验活动。“这么搞化学品，迟早会出乱子的。” 该居民提醒李某道。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 连载之十七 ）

（附补3：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

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院1958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叫581任务。从1957年10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1958年发展到12处。

581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有赵九章。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主持。常参加581组会议的有王正、吴几康等。1958年7、8、9三个月，581组每周开2到3次会，张劲夫和罗沛 霖等多次出席他们的会议。1958年初，中科院院党组研究办一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5月上报，6月批准，8月招生。

1962年，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以前是管 “两弹” 的。周总理当主任，罗瑞卿当秘书长。1964年，中国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5年1月，周总理批示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因此，就在581的基础上，将651定为卫星任务的代号。1966年1月，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1967年1月之后，科学院卫星研制科研队伍、试验基地、科研设施、工厂，以及研制任务一起交给了国防部门。

1968年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继续完成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上了天。）

“顿顿都是小牛肉” （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四 ）

邓小平和卡特是这样开始会谈的。

刚开始的时候，卡特拿出一个稿子，正准备正儿八经地念，此时邓小平已经随口说开了。卡特见状，赶紧悄悄地将稿子收起来。

当晚，白宫宴会厅举行了国宴。不知是否白宫做过前期准备与研究，几乎每顿饭都有小牛肉。以至于后来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

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在这些会谈的过程中，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丝毫不敢怠慢和放松，对双国高层领导的合作诚意与政策意图，铭记于心。据报道，两国间对外交、经济、科技、政治甚至军事上的合作有良好开端的诚意，于是，反响比较热烈。访问获得成功。由此，我深深地被打动。对广大的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带来了愉快和欢乐。每一个人都要见一见他，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邓小平的政治家风度和招人喜爱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添了光彩，很多美国人为之感动。纽约州众议员莱斯特· 沃尔夫说：“副总理肯定给美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 离开的前夜，我彻夜未眠。连夜写了一篇稿子：历史性的访问，深远的影响。

顺便也是不得不地提一下，邓小平与卡特的会谈中，提出了互换记者，要在美国设立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就这样，我被赋予了新使命，赴美担任驻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两个月后，我再一次踏上赴美的旅途。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十六）

（注6：张劲夫同志， 1914年6月6日生，安徽省合肥县（今肥东县）人，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1956年至196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积极组织中国科学院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104机的研制过程中，前苏联以中国研制计算机条件不成熟为由，建议中国派出科研队伍去前苏联，在那里成立相关研究室，从而开展研制中国的第一台大型机。据张效祥回忆道：“我们自己一样可以搞出自己的计算机，但我们也不会放弃向别人学习。” 于是，104机的研发有了两套班子。104机的研发有一组，集中在计算所筹备处，是科研，设计与调试的力量；他们主要来自中科院计算所、四机部（后来的15所）、七机部（后来的706所）和部队（后来的总参56所）等四个单位；此外，还有其他单位派来的个别人员。104机研发的另一组，以四机部738厂和科学院计算所的工厂为主，以生产与加工为其独到之处。

“内外有别” （ “随邓小平首访美国” 之三 ）

说来是个巧日子，1979年1月28日，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千家万户正欢度春节。爆竹声里，天光渐亮，首都机场应当不会不忙碌。虽然寒气逼人，仍然挡不住大家的热情。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余秋里、王震、康世恩、陈慕华、耿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外贸部部长李强等一行几十人裹着厚厚的衣服，来到机场送行。正当邓小平冲着舷窗，微笑着向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时，机长徐柏龄带来一个消息：最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地面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飞机只好关机。邓小平看了看手表，神色有些着急，但是此时不能起飞，没有其他的办法。大家只好下飞机到休息室等候。

飞行专家们在讨论。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与空军指挥员的意见不一：前者认为上海大雾有可能减弱，可以起飞，以免耽误行程；但是后者比较谨慎，认为飞行应该取消。双方意见争执难下。这时，只好直接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听了，简短地说：“要起飞，日程都安排好了，不能耽误！” 于是，他很快站了起来。大步地走向飞机。我们紧跟其后。9时45分，我们乘坐的波音707专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腾空而起。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8日下午4时30分，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南部的安德鲁空军基地，此时华盛顿的天空正飘着小雪。邓小平穿着厚厚的深灰色大衣，走了出来。严寒中，有400余人前来机场迎接，包括美国各界人士、旅美华侨等等。一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 欢迎的人群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不停地挥动。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去握手欢迎。当时是不会知晓的，后来才被告知，这次美国政府的迎宾规格超出了常规。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作正式访问，美方也只由高级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后等待前来的贵宾。邓小平没有在机场发表讲话，即刻乘车离开机场，前往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宾馆。我和其他大部分成员一样，前往麦迪逊饭店下榻。1月29日将近十点，邓小平夫妇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在白宫的旗杆上与美国国旗并排飘扬。上千人的欢迎者挥舞着手中的中美两国国旗，向邓小平副总理欢呼。十点，卡特总统走出白宫。欢迎仪式开始。礼炮鸣放19响，接着仪仗队先后奏响两国国歌。卡特发表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美国人民欢迎你，副总理先生。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 邓紧接着致答词：“尽管近30年来我们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是由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现在两国关系终于恢复正常……” 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卡特一同走进白宫会议室。我作为新闻助理，紧跟其后。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双方代表坐下，我的旁边坐的是安全助理凌云。

北京大学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史 （连载之十五）

在104机研制成功之前，有前苏联专家参与，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由七机部张梓昌高级工程师领衔研制的中国第一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即：103机，该机定点32（二进制）位，每秒2500次，于1958年交付使用，骨干有董占球、王行刚等年轻人。103小型机是通过仿制前苏联M-3计算机制造而成，以张梓昌、莫根生为首的103机研制组，从1957年11月接到苏方第一批图纸开始苦战，终于将103机作为 “八一” 的献礼项目。尽管它只能运算四条指令，但却使中国计算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零的突破”。当时，为了纪念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风趣地为103机起了个小名：“有了”。

在抗美援朝期间，吴几康已在丹麦哥本哈根无线电厂工作，绕道瑞典、芬兰和苏联的西伯利亚，颇费周折，于1953年初回到北京。立刻，103机研究小组得知，在通信和电子学方面，吴几康有实践经验，便聘请他参加该机的研究工作。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偏重理论，吴几康难以开展实验工作。于是，中科院于1954年初，遂将该小组调至近代物理研究所。此后，吴几康对进口的观测正弦波示波器以改装，增设脉冲发生器和同步装置，使其成为能观测脉冲的示波器。 另外，103机研制组专为（103机的）存储，研究国外文献，开发与研制出阴极射线管和阴极射线管（示波管）存储器。在攻克此研究课题中， 吴几康先亲自设计了宽频带放大器，使微弱信号达到逻辑运算的电平；继之，和同事们经过两年多的共同努力，成功地实现了存储功能。在吴几康的领导下，103机研制组在一个普通5英寸示波管的屏幕上，存储32×32个二进制信息；通过它，显示汉字；例如，使屏幕上显示出“电子计算机” 的字样，从而中国才有了自己的存储器，用于中国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吴几康于1959年秋参与研制我国第一台104型“大型”通用计算机，且为该机负责人 之一。